邓散木治印“”：这枚印章由书法家、金石家邓散木于1963年8月，用寿山田黄石为所刻。印呈立方体，明黄色，顶部镂空琢双龙，又称“龙纽大印”。印的一侧刻有“1963年8月，敬献毛主席，散木瑑时六十有六”。其印文在章法上独具匠心，繁体“”三字从右往左依次排列，“泽”字三点从左边挪到了右下端，使详略更为得当，结构更为严谨，布局更为优美。笔画较少的“毛”字的Zui后一笔反向倒旋，寓“反手掌乾坤”之意，从布局上填补了“泽”字右上端空白。原存于中南海，1990年回归故里，由韶山同志纪念馆珍藏。
陈巨来治印“湘潭”：1956年，上海市人民政府请陈巨来所刻。陈巨来13岁就开始刻印，平生治印逾三万方，其篆刻被誉为“三百年来第一人”。此印以白文布局，雄壮浑厚，大气磅礴。
傅抱石治印“印”：1959年，傅抱石为方便在他和关山月共同创作的“江山如此多娇”巨幅画题字时落款所用，而精心准备的一枚印章。此印寿山石质，取法汉印风格，刚健朴茂，平方正直，极有气势。
吴朴治印“毛氏藏书”：这是一方用得较多的印章，为朱文“毛氏藏书”印。由上海金石名家吴朴于1963年所刻，他考虑到毛主席藏书多、盖印多，印面易磨损且需上下线条一致，故而选定铁线篆。对其非常满意，在许多藏书上都钤有此印。
齐白石治印“”“润之”：1949年，齐白石用一对名贵的雕有狮子滚绣球钮的寿山石，精心镌刻了朱文“润之”和白文“”印各一方。这两方印章法大开大合、俯仰有致，单刀冲刻、极有气势。
谢梅奴治印“印”“润之”：谢梅奴有“篆刻王”之称，他刻的白文“印”以回文排列布式，寓巧于拙，雄浑苍劲；朱文“润之”细文粗边，结体流丽，颇具周秦玺印神韵。谢梅奴在1948年还曾将《沁园春·雪》的内容刻在印章上，整套印章共30多方，这是当时问世的第一组诗词篆刻作品。解放后，此套印章由湖南省人民政府送给了毛主席，现收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。
钱君匋治印“印”“毛氏藏书”：上海解放不久，钱君匋怀着崇敬之情给篆刻了一方“印”，并通过当时的文化部长沈雁冰（茅盾）转赠给。后来，又通过上海博物馆找到钱君匋，请其刻了一方“毛氏藏书”朱文印。
刘博琴治印“毛氏藏书”：1949年，北京金石名家刘博琴受人之托，为刻过一方长方形的朱文“毛氏藏书”印。在此之前刘博琴也曾为毛主席治过印，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有人曾请他刻一枚“润之”印章送给远方的朋友，他精心刻制了这枚印章。北平解放后，他才知道“润之”就是。刘博琴所刻的这方印章在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》等部分书籍上钤盖。
在中国篆刻艺术的发展历程中，还有许多其他的印章作品。如果你对特定篆刻家或历史时期的作品感兴趣，可以查阅相关资料或参观博物馆、艺术展览，以欣赏更多的印章艺术。
印章艺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殷商时代。
早在殷商时期，人们就用刀在龟甲上刻“字”（即现代称为甲骨文），这些文字刀锋挺锐，笔意劲秀，具有较高的“刻字”水平。
受当时在模子里置竹篮条或绳子，再用泥涂在模子里，待半干后取出，陶坯表面会留下清晰篮或绳印纹的制陶方法启示，先民们后来直接在陶拍上刻纹饰。陶拍原是用以拍打方式弥合泥坯裂缝的简单工具，其上雕纹饰之后，就成为中国装饰图案与印章艺术的渊源，陶印即由此脱胎而出。
印章的形成与货物及私有财产的发展密切相关。《后汉书·祭祀志》指出，自五帝始有书契，至三王时，私有制出现，诈骗、冒认、偷盗、侵夺等不正当行为渐起，为证明物归谁主，能在器物上戳压记号的印章便应运而生。殷商时代的经印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。到了西周，随着“工商食官”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出现，玺印跻身于符节一类行列，开始具有凭信的作用。
在春秋战国至秦以前，篆刻印章称为“玺”或鉨，玺为在玉上刻制的，鉨是金属上刻制的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规定“玺”为天子所专用，大臣以下和民间私人用印统称“印”，从此鉨就废而不用了。这就形成了帝王用印称“玺”或“宝”，官印称“印”，将军用印称“章”，私人用印称“印信”的规制。
秦代是中国文字由“籀书”演变成为篆书的时期，印的形式也更为广泛，印文圆润苍劲，笔势挺拔。汉代印章到达兴盛，史称汉印，字体由小篆演变成“缪篆”，其印形制、印纽亦十分精美。
唐宋之际，由于文人墨客的喜好改变了印章的体制，但仍以篆书作印。直到明清两代，印人辈出，篆刻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期，形成了众多流派，它也由广义的雕镂铭刻，转为狭义的治印之学。
印章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，它是书法、章法、刀法三者的完美结合，在方寸之间展现出万千气象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。其发展历程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、文化和艺术特点。
故宫博物院在推广印章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，例如：
举办百人篆刻活动：在2019年5月18日第43个国际博物馆日，故宫博物院邀请海淀区西二旗小学的学生以“传统交融·旗刻未来”为主题进行百人篆刻活动。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下，以故宫藏印章文物为模板现场进行篆刻，并在故宫典藏的书画喷绘图上钤上自己的印章。通过该活动，学生们领略了篆刻文化，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。
展示馆藏玺印：以制作时间先后公布了一些馆藏古玺印的图文数据，还曾举办“方寸铭情”等玺印篆刻相关展览，向公众呈现中国篆刻艺术之美，其中包括汉代肖形印、战国时期的官印、私印以及近现代篆刻家的印拓、印蜕等。
开发印章相关的文创产品：例如推出各种带有故宫元素的印章，以及与印章相关的笔记本、明信片等，这些产品上的印章图案精美、寓意丰富，深受游客喜爱。游客可以通过购买这些文创产品，更深入地了解和接触印章文化。
与教育结合：部分学校将印章文化、篆刻技艺作为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，研发相关校本教材，开展篆刻课程并组建篆刻社团。依托馆校合作项目，与故宫博物院等合作开发第二课堂，将知识传授与体验相结合，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情怀和素养。
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传承和弘扬印章文化这一传统技艺，也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到印章文化的魅力。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刻章艺术呈现出以下一些发展趋势：
与科技结合：科技的进步为刻章艺术带来了新的机遇。例如，智能篆刻系统的出现，让普通人也能轻松设计和制作古体篆字印章。通过微信小程序等工具，用户可以快速生成印稿，并发送到智能篆刻机上完成制作，大大提升了印章制作的效率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实现古文字的“零门槛”生成和个性化设计，为用户提供更多创意和个性化的选择。
多元化的风格：当代篆刻的审美视野更加多元化和多角度。在流派纷呈、竞争激烈的环境下，受到西方现代艺术、后现代艺术、现代书法等的影响，“写意”印风占据主流，其线条动感十足，字法新奇夸张，刀法酣畅痛快，构图大胆泼辣，艺术家们也更加注重突出个性、抒情达意，追求摆脱庸俗的个性化表达。
更广泛的应用领域：除了传统的实用功能，如文件签署、证书盖章等，刻章艺术在文化创意产业、素质教育、虚拟展厅、主题公园、文化园区、博物馆、文旅场所等领域也有了更多的应用。例如在一些活动或展览中，智能篆刻可以作为互动体验项目，吸引更多人参与，传播篆刻文化。
艺术与文化的融合：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刻章艺术将继续与其他文化元素相互融合。它可以与书法、绘画等艺术形式相结合，展现更丰富的文化内涵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，也有助于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展现中国特色、风采、精神的大国外交新形象中发挥作用。
传承与保护的加强：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，刻章艺术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将得到加强。这包括对传统技艺、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，培养更多的篆刻艺术人才，以及推动篆刻艺术在大众中的普及和认知。
创新材料和工艺的运用：在保留传统石材的基础上，可能会探索使用新的材料来进行篆刻创作，也可能会出现新的制作工艺，为刻章艺术带来新的表现形式和视觉效果。
刻章艺术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，将不断与现代社会的需求和科技发展相适应，以更加丰富多样的形式展现其独特的魅力。
《刻章岁月里的痕迹》
在城市的僻隅，藏着一家小巧玲珑的刻章店。店面虽说不大，却宛如一座装满岁月故事的宝库。
踏入店中，一股淡淡的木香与油墨的芬芳便悄然袭来。阳光，透过那扇明净的窗户，温柔地洒落在刻章台上，将那些精巧的工具和尚未完工的作品映照得熠熠生辉。刻章师傅安坐其间，目光专注而炽热，凝视着手中的石料，仿佛正在与它们进行一场心灵深处的无声交流。
每一枚印章的诞生，皆始于一块平凡无奇的石料。师傅先是用铅笔在其表面轻轻勾勒出大致的轮廓，而后，稳稳地拿起刻刀，开始小心翼翼地雕琢。刻刀与石料触碰的瞬间，细微的“沙沙”声响起，恰似岁月的浅吟低唱。每一刀都倾注着师傅的心血与深情，每一道线条都饱含着对艺术的不懈追求。
刻章，绝非仅仅是一门手艺，更是对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执着传承。在这个快节奏、数字化盛行的时代，人们早已习惯了电子签名和瞬息万变的数字化印记，刻章所承载的人文情怀与独特魅力，始终无可替代。一枚小小的印章，不仅铭刻着一个人的名字，更承载着一个企业的信誉，甚至封存着一段段厚重的历史记忆。
我曾目睹一位老者，为孙儿精心定制一枚印章，作为意义非凡的生日礼物。他满含慈爱地说，期望这枚印章能伴随孙儿一路成长，让其在未来漫长的岁月征程中，无论身处何方，都能铭记家族的温暖与传承。刻章师傅满怀深情地刻下孙儿的名字，那一刻，这枚印章已不仅仅是一份礼物，更是一份深沉而美好的祝福。
还有一位朝气蓬勃的年轻创业者，为自己刚刚启航的公司定制了一枚公章。他的眼中，闪烁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热切期待，这枚印章，即将见证他梦想的扬帆起航。刻章师傅全神贯注地雕琢，将创业者的坚定决心与无畏勇气，丝丝缕缕地融入到每一道线条之中。
刻章的历程，仿若在悠悠时光的长河中留下难以磨灭的足迹。每一枚印章皆是的艺术杰作，它们是刻章师傅的匠心凝聚，更是人们生活中熠熠生辉的珍贵印记。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当我们再度轻轻拿起那枚印章，往昔的点点滴滴便会如潮水般涌上心头，让我们感受到那份始终如一的温暖与力量。
迈出刻章店，阳光依旧璀璨夺目。而那小小的刻章店，恰似一座时光的温馨驿站，默默地守护着那些关于刻章的动人故事，让岁月留下的痕迹永远闪耀着迷人的光芒。
廊坊刻章,廊坊公章、财务章、法人章、合同章_大铭先秦时期：这一时期的玺印，具有战国文字圆转、自然、结构多变、生动活泼的特点。古玺印文字多采用战国古文，属大篆系统，其结构与青铜器铭文基本相同，由于各国文字互不统一，表现在印章上更为自由，结体与字形变化多端。有的严谨，有的松散，有的古朴苍茫，有的奇逸多姿，有的动静结合，有的变化万千。古玺外形与结体变化多姿、形态丰富、古朴自然，其文字结构常见简化或繁化的处理方式，以适应方寸之间布局的需要，用伸缩挪移、穿插错位、借笔、连笔等手法去造型，以达到符合审美的要求。如古玺的结体往往任其自然大小，欹正与方圆都较为随意，线条的曲直、长短、粗细均能随势而安，自然天成。朱文多为铸造，线条凝练、遒劲，变化极尽丰富；白文则有铸制和凿刻两种，铸者线条匀整，凿者字势开张，体格纵逸。
秦代：秦印一般有“田”“日”“口”三种界格，官印多数为“田、日”界格形式，平正规整的多为高官权显，刻划随意的则多为中小官吏，“日、口”多为私印及吉语箴言印等。秦印以凿刻白文为主，入印文字多以秦小篆为基础，风格与秦权量诏版相类似，以横平竖直、方中寓圆为主，点画生动自然，姿态顾盼相应。
汉代：汉印大多是铜质的，也有金印，其刻法浑厚方正，后人多效仿。汉印的文字笔画方折平直，章法上相对较为平和。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：印章风格以承袭汉制为主，与东汉末期的风格十分接近，但端庄厚重方面稍逊于汉印。三国时期官印传世的以武职官印为多，形式上因制度不同而有差异。西晋官印趋于整饬，笔画方整。东晋以后，汉印风格发生较大变异，文字笔画变得细瘦，结构趋于草率，布局漫不经心，不复两汉官印的庄重和严整，但也有活泼多变、笔画劲挺的佳作。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印章多为凿制而成，艺术性方面不太讲究，十六国的印章基本承续魏晋印章的传统，但因篆书实用功能衰退，印章文字形体草率，笔画粗细不甚讲究，凿制时转折生硬，有一种不假修饰且略显荒疏的气象。凿印刀法不加修饰，率直随意，结构多有欹侧，冲击了汉印程式，导致其解体，产生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。
隋唐时期：官印仍以汉缪篆入印，字法上采用难度更大、处理更困难的小篆，重视每个字的变化，为布满印面有意放宽或压扁字形，甚至改变笔画走势，线条以分布均匀为基本格调，有屈伸、俯仰、疏密的变化。唐代出现蟠条印，其焊接方法导致印面上的文字多不合“六书”原则。
宋元时期：宋印的质料以铜、玉居多，印色有蜜印和水印之分，蜜印颜色红而厚，水印颜色淡而薄。宋徽宗赵佶的书画印章多用蜜印。元代印章的刻法、篆文有变化，质料除铜、玉外，又增添玛瑙、象牙、水晶、木、角等。石料印章开始被使用，形状丰富，章法多变，能展现生动活泼的新面貌，石章盛行。元代印色以油印为主，兼有水印，油印因有油质，字口较蜜印、水印清楚，此后成为主要印料。元代出现的圆、细、挺秀有力的小篆朱文印。
明清时期：篆刻艺术在明代进入复兴时期，出现许多印学流派，在章法、刻法、刀法上呈现出各种流派和风格。以地区分，有以丁敬为首的浙派、邓石如为首的皖派等。浙派以汉印带有隶意，形成拙朴雄健的风格。清代印学大家还有胡镬、吴昌硕、赵之谦、黄士陵等，多种风格争奇斗艳。印材仍以各种石料为主，多采用寿山石、青田石，田黄印石Zui为名贵。印色主要是油质，水印已消失。明清以来的印文特征比较复杂，文人篆刻运动产生了许多流派，他们对印文的处理有一套复古与创新的艺术手段。刀法上，各流派的篆刻家都有其各自的鲜明特征，强调“稳、准、狠”，尽量不修改和少修改。